近代思想嬗变之“夷”“洋”观
白维军
（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010021）
摘要： 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沉闭已久的国门。面对西方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中国一些开明的社会人士认识到，古老的中华文明要想避免危亡的厄运，就必须迅速摈弃闭关政策，摄取西方先进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在思想领域的转变首先表现为对外人外事的重新认识，人们开始抛弃传统上那种极具贬义的“夷”称而代之以“洋”，抛弃农业时代形成的狭隘的华夷世界秩序观，树立全新的科学世界观。从“夷”到“洋”这一观念的转变既是势的所迫，又是理的悟通，成为近代前期思想嬗变的主流。
关键词：思想嬗变；夷；洋；近代化
一、“夷”“洋”之辨与国人观念的转变
从历史上来看，早在先秦时代中国人便有了这种“夷”的观念，当时它专指除华夏族以外的国内各少数民族，后发展为一种对中国周边异族或外族邦邻的贱称。《说文》曰：“夷，东方之人，从大从弓。”[1]《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2]可见夷蛮戎狄是一些穿兽皮披树叶生吃食有待王化的野蛮民族。到近代“夷”的概念扩大，不再局限于周边近邻而是兼指远隔重洋不在一个大洲之上的外洋各国，以及这些国家的人和事。如称外国人为“白夷”﹑“英夷”﹑“米夷”等，称外国船为“夷船”“夷艘”，称外国官员为“夷酋”，在民间指称和公文用语中“夷人”﹑“夷语”字样更是随处可见。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夷”的这种称谓表面上看只存在地域和血统上的差别，实际上它更代表了一种文明的发展程度。由于古老的中国文明曾经经历过诸如汉唐极致﹑康乾盛世的繁荣，使得人们对外邦外族产生了久盛不衰的优越感，认为其他一切文明都无法与中国文明相比高下，他们理直气壮地傲视﹑鄙视一切外国的人和物，总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开口“夷人”闭口“夷物”表现出中外之间鲜明的贵贱之分，已成故迹的发达文明到近代仍给中国人以某种错觉，使清政府与海外各国处理外交关系时产生了观念与现实的悖离。这种文化自大的心态，在外交事务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把外国人称为“夷人”，经办的外交事务称为“夷务”，作为时代痕迹保留下来的《筹办夷务始末》一书就是最好的例证。这给近代中西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礼仪﹑文化﹑心理的不平等鸿沟，既阻碍了中国人自身的进步，又破坏了中外的正常交往。
19世纪30﹑40年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终于有所松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沉闭已久的大门，面对西方先进工业文明咄咄逼人的挑战，古老的中国要想避免亡国灭种的灾难，就必须摈弃闭关政策，摄取西方先进文化以实现现代化，同时要求人们抛弃传统农业时代形成的那种狭隘的华夷世界秩序观，树立全新的﹑科学实证的现代世界观，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夷”的这种蔑称也逐渐被不含贬义的“洋”所替代。古人云：“洋洋乎大哉”，这种称谓上的微妙变化表明了中国人自身观念的开放与了解世界﹑学习先进﹑摆脱落后的渴望。较之以前，到近代世界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长期以来令国人引以为豪的中国文明面临着一个无论在文化发展水平上，还是科学技术与政治制度上，都面临着西方文明的挑战，那么以文明发展程度为标准的“夷”称还适合于西人吗？况且从地缘上讲其不再是中国周边少数民族和国家，而是有大洋相隔的欧美民族和国家;从文化内涵上讲，其不再是零散的游牧文化，而是比农业文化更为发达的工业文化，这就要求人们理智地、逐步地﹑有选择地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技术，改变以往那种“夷”的观念。而且历次中外交涉失败的教训，也使越来越
作者简介：白维军（1978—），男，汉族，陕西榆林人，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
多的人认识到要想和外国竟相短长，就必须先放下自高自大的“架子”转变观念，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夷蛮之人”与“华夏之人”在人格上其实是平等的。经世致用派代表人物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说：“夷蛮戎狄之名，专指残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诚知夫远客之中有明礼行义，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贯穿今古者，是赢寰之奇士，城内之良友，尚可称之曰夷狄乎？”[3]这是近代自觉地对“夷”称提出疑义的第一人，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表现了其过人的气魄和远见卓识，后来他舍弃了对外国人的蔑视称谓——“夷”，而代之以不含褒贬尊卑之意的“洋”。在《道光洋艘征抚记》的定本中，魏源把草本中的“夷”字通统改作“洋”字，大量使用了“洋艘”、“洋人”、“洋商”的称呼。
以农民阶级为主的太平天国政权，在其《资政新篇》中更是明确地表达了舍弃对外国人这种有偏见蔑称的必要性。 “英吉利，即俗称红毛邦，……於今称为最强之邦，其人多有智力，不居人下。凡於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4]认为使用“夷”之类的蔑称只是一种心理安慰，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且会招来不必要的麻烦。《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治国的纲领性文献，代表了太平天国的治国精神，这就是说，明文废除对外国人的蔑视性用语，是作为太平天国外交政策的平等原则而公布的，这在我国对外关系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种变化无疑有着启迪民族觉醒的积极作用，足见其对陈旧思想的突破。王韬则对这种以地理位置来定称外国人为“夷”的传统的华夷观念进行了严厉的驳斥，他说：“中国以外统称‘夷’此大谬不然也……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亦。”[5]提出了以文明教化的先进与落后为评判标准的思想。由此可见易“夷”为“洋”的时代追求和进步意义。在两次鸦片战争后，鉴于历史的鞭策，清政府官方也正式发文要求以“洋”易“夷”，表现了中华民族思想的开化与进步。
二、西方人对人格平等的追求
当然，外国人对“夷”字的含义是十分明白的，他们认为这种称呼不符合所谓的“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精神，而且随着其国家实力与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再也无法容忍清政府在“夷人夷物”思想支配下对其极具侮辱的行为，认为只有彻底从思想上改变中国人对他们这种“夷”的观念，才能更有利于同中国政府的一切商贸与外交活动。追求国家间的平等往来这是国家交往的基本条件，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闭塞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变化却不啻是一种精神的剧痛。
对“夷”称提出较早挑战的外国人是英国商人胡夏米，他说：“夷人代表野蛮﹑低下﹑是对英国的凌辱”而“大英国终不是夷国，乃系外国”[6]认为“夷”的称谓“触犯了本国的国体”要求清政府在处理中英关系上给予平等待遇。由于胡夏米是外国人，这对噤若寒蝉害怕引起中外纠纷的清朝官员具有极大的威慑力，使得他们在以后与外国人的信函中尽量避免用“夷”的称呼，而改为“英国商人”﹑“该商”，这一事件在晚清中西关系史上对改变清政府对外观念起了重要作用。其后的历史事实也说明，不管国人是否真正从心理上认同了中外在人格上的平等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尽量避免这种对外国人的篾称。咸丰八年（1858年）罗淳衍在奏折中称：“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物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7]反映了这一观念的递变。西方资本主义求之于我们对他的平等待遇，却把更大的不平等施加给中国人民，西方的强权政治就是这样带给近代中国无限的苦痛。近代的爱国者们也正是在这种承认西方优于东方，坚持向西人学习但同时又反抗着西方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剥削与压迫的矛盾煎熬中，探索着强国富民之路。他们抛弃那种视外为“夷”的观念，正视西方文明的先进，并尝试着去学习西方，开拓视野与认知,易“夷”为“洋”。因此说，从“夷”到“洋”的变化体现了积极的社会意义。
三、结语
从“夷”到“洋”的转变是由双重因素决定的。其一半是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中国人做出的被动反应，是势的所迫；一半又是中国人自身思想开化做出的主动回应，是理的悟通，这一思想的变化记录了近代中西交往推动下中国人世界观发展的脉络，既反映了封建传统精神及其价值观念的动摇，又反映了西人西事在中国的升值。但是这一转变又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它是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潜移默化，而且在社会中上层与下层人群中它的转变也不是同步的。如在后来历次农民运动的揭贴中对外国人“夷”的称谓每每可见，这既是历史的惯性，又是思想突变中的滞后，从“夷”到“洋”这一变化的艰辛，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曲折与不平衡。
参考文献：
[1][2][6]黄清根.从夷到洋商称谓的时代变迁[J] 探索与争鸣2002(5)
[3]陈建堂.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兴起与“华夷”观念的演变[J] 北京师范学院学报 1991(2)
[4]中国史学会.太平天国[二][C] 神州国光社 1952年 第528页
[5]王韬.国文录外编——华夷辨 中华书局 1959年 第296页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三][C] 中华书店 1979年 第812页